天主教方济各会传入泰安的时间晚于耶稣会，清顺治七年（1650），在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建议下，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由福建来到山东传教，他首先在泰安的满庄发展教徒，又从满庄传至东庄、王庄、羊栏沟等地并以此四村为基地极力向外发展。满庄有一碑文记载：“圣母会圣名李伯理爵讳守贞号纯一，十清显妣倪氏之墓，大清康熙十八年二月四日立。”由此看出天主教传入满庄应在1679年以前。

                                          上图1 汤若望
一、同治还堂事件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重新进入内地传教，意大利传教士罗类思在广东曾随两广总督耆英办理洋务，于道光三十年（1850）由上海私“至山东泰安府城外店内住宿”，并有教徒丁光明、郭四等“投往服役”，后有司拘捕丁光明进行审讯，军机处密谕“各该督抚总委委员，详加察访”，“据实密奏，毋稍张漏泄”。[1]

            上图2 江类思
  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随之归还天主教旧产谕令发布，代牧主教江类思在山东各地掀起“给还旧址”的风潮。同治元年（1862），江类思派传教士到泰安查还天主堂旧址，当时正是捻军起义时期，“所派经办之教士陷‘贼’被害，事遂中止”。[2]四年（1865），捻军起义失败，法国公使伯洛内又致函总署索还泰安天主城旧址，这次还堂事件并无文献可证，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估计结果应是归还了的。
二、王庄总铎区的建立
  清朝后期的泰安地区有两个总铎区，一是王庄总铎区，建立于光绪十四年（1888），下辖羊栏沟、泰城、满庄三个堂口和20多个会口；另一个总铎区是平阴胡庄，在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教务逐渐发展，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后成为总铎区，下辖东平、肥城、东阿、平阴四县教务。[3]
三、民教冲突到庚子之乱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教会与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也在各方面呈现出来，教案时有发生，泰安民教冲突频繁。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传教士购买泰城王尹氏房宅改建教堂，泰安绅民以有关岱庙风水而争执不下，济东道委员徐寿基劝传教士另买房基，代牧主教马天恩不愿收回房价，仍要平房，最后山东巡抚去毛瀓泰安县令职务，将其调往他处。”[4]二十一年（1895）七月，教民梁元壁因向县民梁元佑讨还欠债引起斗殴，梁元壁控告梁元佑“讹赖逞凶”。同年十月，教民王宝芝赊欠县民常继春饭铺饭钱300文；常继春索讨，因口角争殴，常继春控告王宝芝“纠众呈凶”。[5]

                 上图3 马天恩
  上述民教冲突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某些传教士在对待清朝官府和百姓的态度和对事件的处理手段和方式上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信教的百姓也是良莠不齐，有的教徒入教动机不纯，如东平的井衍文“素行不法，将所有产业荡尽，遂即入教，依势凌亲，难以抗举”。[6]这类人数量不多但能量很大，他们的所作所为既危害了民众，也危害了教会。正如泰安地方官所说：“以平来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讼词，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抑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7]此类事件频出，自然会激起百姓反抗。
  此外还涉及到中西文化冲突，天主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东平地方上层人物尹式翱平日里与教徒吴某并无嫌隙，只因吴某“侮慢关帝，为之不平，是以言谙开罪”并劝吴某改教。[8]“教会精神与儒家观念的巨大差异加深了矛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在庚子年（1900）全面爆发，而当时的泰安西部一带是民教冲突的高发区。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一带成立了大刀会，胡庄司铎梅泽民以护教为名亲赴青岛购买匣枪11支成立“护教保安队”，斗争日趋白热化，大刀会曾发动政打平阴白云峪和罗山套教堂的两次战斗，斗争十分激烈。[9]最后由于胡庄教堂的支援，开枪伤毙大刀会多人，方才解围。二十六年（1900）七月，平阴义和团领袖乔振邦进入东平，先与大洼村的丸宫道、八卦道联合，后又与尚庄村佃农王二仔领导的大刀会汇合砸毁了大洼村、北辛庄、闫村等处的天主堂，将堂内器物廉价卖给附近农民，有的教民被罚款或家产被抄搜一空。与此同时，肥城“有百余人，各持刀械，马二匹，旗二杆，上书“兴清灭洋”字样，由肥城山僻小径越至泰安县界地方，住在马庄庙内，随即往跑马庄架去教民男二名、女六口，烧毁教堂瓦屋七间，草房一间。被架去的教民不久“均经放回，未受虐待。”[10]

       上图4 袁世凯
  《辛丑条约》签订后，逃到外地的传教士和教民函告洋务局及山东巡抚袁世凯要求惩处大刀会并赔偿损失，袁世凯指令泰安等地包修境内被毁教堂、包赔教民个人损失，仅跑马庄一地赔款22万京钱作为教堂修补之资、18万京钱赔偿教民个人损失。袁世凯还发布《保教简明章程》，规定地上不发生反对传教士和教堂的官员给奖，否则受罚。由于泰安地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过上述事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日本代表出面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各国照会清政府应停止泰安府“文武各等考试五年。[11]
  《辛丑条约》第六款规定，清政府赔款4.5亿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亿多万两。山东每年分摊白银99.3万两，由省再分摊到州县加上地方赔款，仅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901-1902）就高达57万两。教会利用这笔赔款于二十九年（1903）建成占地100多亩的泰安王庄天主堂建筑群，占了当时全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堂内可容纳400多人进行宗教活动。
四、发展社会事业
  在庚子之乱之后，教会痛定思痛，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如田安民在王庄兴办仁慈堂收养贫苦人家活不下去的六七岁小孩，对他们实行宗教教育，再通过他们影响家庭以扩大天主教的社会影响，此外还在泰城建立圣母医院，创办泰安育德完全小学、东平李斯小学、毛庄小学、新泰明庄小学、宁阳崇正初级小学、南驿辅仁初级小学。
在当时，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华均有办学，其办学目的虽然一致但各有侧重，基督新教重视发展中高等教育，而天主教只为一般教徒子女提供小学教育，对于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才送到罗马或巴黎的神学院进行深造，回国以后成为神职人员。
五、从王庄到泰安
  由于教会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民教冲突和教案因此显著减少，教徒人数明显增加，成为教会在华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同时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民国六年（1917），泰安地区教会的中心由农村移至泰城，在城西施家胡同建立教堂，下辖东庄、王庄，满庄、羊栏沟四个分堂及王庄修道院，教徒共计1000余人，其中泰城240余人，分布于泰城，满庄，汶口、下港、良庄、范镇，邱家店等21个村。[12]由于教务中心的转移，王庄总铎区自此变为泰安总铎区。
六、民国时期的泰安教会
  在郎汝略的记述中，泰安总铎区是济南代牧区最末的一个总铎区，位于代牧区的最东南部，三位神父驻扎本区，即泰安城内、王庄及东庄。
泰安总铎区有领洗教友1776人，望教141人，分散于58个庄村内；共有三间要理学校，学生共51人；九所小学，学生共147人。在泰安城里开设一间传教员学校，学生40人。由耶稣会及西班牙方济各会开辟而民国尚存的堂口计有东庄（现有教友426人）、满庄（现有教友279人）。满庄当时还有一块康熙年间遗留下来的教友茔地且占地很广，墓上石碑仅记亡者姓名、圣名及死亡年代；其间有一未记姓名及死亡年代而特大的坟墓相传葬着一位神父，其人已不可考。泰安总铎住王庄；王庄（教友322人）是由满庄教友迁徙而成的，到民国不过七八十年历史。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占领泰安，由于当时德、日同为轴心国，德国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未受到影响，日伪扫荡时逃至教堂的群众也可以受到保护，因此多有百姓受洗入教。
七、建国之后的泰安教会
  民国三十七年（1948），外籍传教士撤走，泰安天主教会在建国后逐渐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根据1954年泰安地区14个县的统计，境内共有大小教堂94处，教徒1.188万人，分布在200多个村庄，仍以泰安、平阴两县最为集中。1963年经历数次运动后，全区有活动的教堂12处，教徒7600多人。[13]文革时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教徒们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继续发展新时代的教会。

   上图5 满庄圣安多尼教堂

    上图6 东庄圣若瑟教堂

     上图7 王庄圣母堂

   上图8 羊栏沟圣母圣心堂

             上图9 泰安泰城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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